《Telling the Story of Us》写于1981年,是刚刚从“十七年影视”以及文革样板戏作品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时候。编剧的文风笔触与后来大家最多接触到的乡土影视作品如《Telling the Story of Us》(路遥)、《Telling the Story of Us》(陈忠实)等,总的来说是不尽相同的。后者的描写刻画往往更为深刻扎实与厚重凝重,并不是说《Telling the Story of Us》的风格轻浮,只是在相比之下能够明显感知到本剧更加清新明亮的景物描写,两岸栽植芙蓉,山清水秀人靓与路遥等作家笔下黄土平原,农贸耕种的世界显然并不属于一个地域,依山傍水的风景特征表明故事发生的地区更接近于两广湘西地带,风俗民俗都更类似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如果简单地和中原土地上的乡土影视划为一类就未免略失偏颇了。
在节奏还算明快的前半部分,无论是景致风貌或是人情刻画都很接近生活并且能够激发读者很强烈的共鸣,李国香等人对胡玉音的影响也更像是小打小闹,不算伤筋动骨。然而,从李国香终于罗织好她强加给胡玉音的“罪名”开始,一切都变了。
山水风光都仿佛褪色黯淡,小镇的活力逐渐被扼杀,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的迫害是不需要理由的”,李国香对于胡玉音的嫉恨不仅仅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国营饭店经理生意却不如这位豆腐西施,更多的恐怕是因为对方对她女性优势的全面碾压,一个人老珠黄一个却青春美貌,一个无人欣赏一个却广受爱慕,两相对比李国香终于将个人层面上的不满足借以“搞革命”、“搞斗争”的理由,要去摧毁这么一个芙蓉姐的人生。往后数十年,要她家财尽失,要她丢夫守寡,要她备尝冷眼,要她扫街受苦,要她不得幸福,要她孤儿寡母,要她用十余年的苦痛不幸来偿还“芙蓉姐”那一段澄净美好的时光。
在无数社会突变的洪流中,如谷满山仍然坚持最初,如黎满庚羞愧反思,然而李国香王秋赦一类却总能汲汲营营依凭良心的废弃获得更高的迁升,王秋赦这一类在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民政府,衣食父母”,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然而在文革十年这些所谓的斗争又究竟带来了什么?那些“出身好”却什么都不愿意付出的人又有多少像王秋赦一样只知道“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呢?小小一个Telling the Story of Us尚且池浅王八多,更遑论全国?
而胡玉音,桂桂,秦癫子的一生却几乎都被葬送。
胡玉音曾经有那样值得回忆的从前都成为了泡影,哪怕到后来她已经认命去扫街却不能够和秦书田结婚,就已经难堪到作为人,连婚姻都由不得自己。
“我们、我们总还算是人呀!再坏再黑也是个人……就算不是人,算鸡公、鸡婆,雄鹅、雌鹅,也不能禁我们婚配呀!”
什么叫坏?什么算黑?什么才能是人?
是想尽办法推乡亲同胞入泥淖的算人,还是伐除异己不顾礼法的算人,还是为了所谓“阶级斗争”叫同类学狗爬的,就是人?
人,是胡玉音那样,不会像畜生一样被打倒后就匍匐在地学狗爬,是千帆过尽苦尽甘来,什么都顾不上,只晓得说一句,“你们把人还给我”。
这才是活生生的,被爱所连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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