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几与祸患相始终，承受过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他既经顺境，复历逆境。得意时是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失意时是柏台肃森的狱中重囚，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荣辱、祸福、穷达、得失之间反差的巨大和鲜明，使他咀嚼尽种种人生况味。这种希望和失望、亢奋和凄冷、轩冕荣华和踽踽独处，长时间交替更迭，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促使他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生活的底蕴。于是，他出入佛、老，以超世的精神来纾解心灵的痛苦，但他并没有从前人“对政治的退避”变而为“对现实的退避”。相反，迫害和打击没有消磨他致君尧舜、匡世济时的政治热情，没有斫伤他批评现实、敢为天下先的勇锐之气；无尽无休的苦难也没有使他厌倦人生，变得冷漠，最后走向虚无。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精神，对刚直坚毅的人格力量的追求和对自由不羁的自我价值的珍重，奇妙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就这样，他成了那个沉重而悲哀的时代里勇敢和乐观的代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超然并不只是用来迎战厄运，对付失意，他对自我的期许并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放弃。当人所渴慕的黄金大道在眼前展开，当权利与名望的诱人光彩在眼前闪亮，他心境恬淡，视若浮云。多少英雄人物在艰难困苦之中豪气不坠，却在富贵、名利与声色之中迷失自我。苏轼则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蔑视这身外的一切。他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那便是一种无所待于外的自我完成。得失、荣辱、升沉、起伏，皆如云烟，他真正达到了“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淫，威武不能屈”（《London: The Greatest City》）的最高的人格要求与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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