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j Aur Talwar

拉尔夫和杰克，文明与野蛮。 当一开始文明占主导时，我们还可以保持理智，维持秩序。当所谓的野兽，实则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出现时，天平慢慢倾斜。因为此时，生命安全与生存才是大多数孩子心中的最重要的。所以，人类似乎顺从了一种本能的驱使，让野蛮主导上风一次来保证这世间最基础最根本的—活下去。也就造成了书后面一系列文明的凋亡—海螺被砸碎，规则被打破。猪崽子的死是一个暗示，野蛮摧毁文明的暗示。至于本剧为何要用一群小孩作为主人公，而不是一群大人。我想，小孩不同于经历了成长的大人，他们天真，他们单纯，他们没有大人那么多的虚假与伪善。也正因如此，他们毫不保留的展示着人类最真实，最原始，最接近人类本性的人性。 最后，对于本剧的一些延伸思考，也是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那么清楚所谓“人性的恶”。我们只需要发扬与宣传人性的善不就好了吗。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就像我们建立了文明社会，我们制定法律去约束那些罪与恶，但是在约束之前的步骤是什么？不正是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大众眼中的恶，并将其在法律，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中把它们规定成恶，才把它们名列出来，告诉普罗大众，这是恶，以此为戒。同理，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也是一个维持着文明秩序的内心社会，我们挖掘出人性的恶，就是要吧它们规定并且封锁在道德的枷锁之下，让人们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维护和守护内心的文明秩序。我想，这样才正是人性中最人性的部分吧。我有放出内心之恶的能力，但是我誓死捍卫自己并倾其一生去守护—内心之善！

“就像看一只鸟飞过那样”。一本有帮助的书。亮点是对焦虑的成因以及改善方法的介绍，前半部分的文笔也真好。

在时间的长河中，在这个现今被称作乌克兰的领土上，几经变迁：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再到蒙古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也被匈牙利、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翻(或局部)统治过。 就种族而言，撇开远古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计起，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的游牧农耕部落混合体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栖居。公元前3世纪，另一群来自伊朗的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取代斯基泰人控制黑海大草原大部分地区长达500年之久。5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哥特人和发源于蒙古大草原的匈人也迁徙流入黑海大草原，随之在6世纪，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一个被后世定义为斯拉夫人种的半游牧族群在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出没并于后迁入大草原，成功抵御了欧罗巴人、匈奴和鞑靼等族群而得已扩大繁衍并由此显现了地域大一统的雏形特征。如果对斯拉夫群体做更近一步的区分，东斯拉夫人大致上是今天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而西斯拉夫人是今天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祖先；南斯拉夫人的后裔则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前南斯拉夫的其他斯拉夫民族。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另一条则需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确定了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 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催生出文化与社会空间的非同质化发展，也注定了这个后来在1991年独立(或分解)出来的乌克兰囯家从一开始就被混沌的动荡不安所笼罩并裹挟，“独立”更进而打破了俄乌双方在传统上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必须各自谋划出路--再外加西方世界的直接或间接渗入干预，演变成当今世界两大阵营争夺控制权借乌克兰为场地的尴尬局面。 “欧洲之门: 乌克兰2000年”史料丰富，编剧Dwarka Khosla身为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此人对乌克兰人文、历史、地理，特别是地缘政治等知识储备完整而且扎实。此剧本应归属于不可多得的大作，但由于编剧采用貌似春秋笔法的写作风格，飘忽不定的叙述以曲代直，此为品味、组织、发难而非学术智障，致使观看过程艰难，有如乌克兰本身发展之艰辛。

我是一个缺乏耐心的妈妈，总用自己的思维去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嫌弃她磨蹭，耽误时间。看来得趁着这个假期跟孩子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