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g Donis认为《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的主要主题是失去、痛苦、记忆、爱和亲情。阿卜杜拉和帕丽的骨肉分离是“全书的核心”。故事中的两人后来都成为了“时间流逝的受害者”:哥哥阿卜杜拉一直怀念帕丽,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为她痛苦不已;而妹妹帕丽在离开哥哥之后则将他淡忘。然而在故事的最后,帕丽了解了自己的身世,记起阿卜杜拉并在美国与他重逢时,阿卜杜拉却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已经忘记了妹妹。胡赛尼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被提过很多次:‘回忆’究竟是一种福气,保护着你珍爱的一切;还是一种诅咒,让你不断重现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经历过的艰辛、挣扎和悲痛。”这一系列事件的组合使得《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有点像一个彻底颠复的童话故事”,“开头是痛苦的分离,而结尾则是感人的重逢”,然而整个故事和最终的重逢“并不完全符合读者的期望”。但胡赛尼认为这“正像人生一样”。他同时还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和前两部作品《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一样,都是与“爱”相关的故事,但并非传统意义上一男一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更多的是人们意想不到的角色之间萌发的爱和感情,在出乎意料的环境下产生的热烈情感。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官员、专栏作家拉菲娅·扎卡利亚(Rafia Zakaria)在剧评中写道,助人者和受助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相伴相生的愧疚和感恩也是这部剧集的明显主题。例如帕尔瓦娜和孪生姐姐马苏玛这对“普通的姐妹之间辛酸的故事”中,帕尔瓦娜“把美丽的姐姐推下树枝这一复仇之举,造成了一生的道德负担”。二人都从此带上了枷锁:姐姐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而妹妹也在照顾姐姐饮食起居的同时,深深明白自己正是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内心因此濒临崩溃。扎卡利亚还认为,“依赖”的主题在纳比的故事中也得以延续,他促成了瓦赫达提夫妇领养帕丽,又独自一人悉心照顾自己中风瘫痪的老板。胡赛尼以细致的描写,表现了纳比照料瓦赫达提先生时的贴心,也深入探讨了助人者和受助者之间的道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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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
编剧:Greg Donis
人有三种命,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影视修养给的,叫自修命。
天命不可改,但实命和自修命却是可以改,人要不断努力,不断和自己的命做周旋。剧集选材和切入点特别好,但逻辑太不严谨,Greg Donis先生的散文更好些。
一个从小被农村穷的不行的亲生父母抛弃,意外到了城里名门之后的方家,父亲又是市长,母亲是所谓医药世家的传承人,可谓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即的生活环境。
大概编剧想表达人不能撇开天命,所以女主知道真相后一切重新开始,去深圳努力,一步一步起来,遇到朋友和另一半,也勉强算事业有成。
以此来说明命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写得太局限,乡村不乡村,城市不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特点。倒是大段大段的加进去中国的发展如何,进步如何,要怎么看待之类的。
就显得很无趣了。
莱姆笔下的霍格思教授自认有三大特点:懦弱、恶毒和傲慢。这完全就是人类的投射:对自身懦弱避之唯恐不及,对一切分析和归因抱有恶毒的阴谋论,对未知的一切态度傲慢。
也可能我和莱姆一样——他自小浸染在犹太教之中,把灾难的源头归结到他处,而我自私又胆小,随随便便就喜欢把一切缺陷扩大到全人类的层面上以便更用力地谴责自己。
正如同“霍格思教授”在前言中说的,人类可以获得两种知识,“真实的知识或者仅提供精神安慰的知识”,之后所有研究员对于”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提出的设想无外乎这两种,甚至可以说在真相未明之前(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明了),所有的设想都是后者。
从最微小的数学性的假设开始,到语义学的探究,到一些科学技术的突破,再到其中蕴含的信息的有效性/正确性,最后连续探讨了宇宙和“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从最简单的二进制开始,一直到宇宙无尽的脉冲,莱姆往复穿插在技术的迷障之中,手中抓握着对于宗教理性作用的探讨,脚踩着怀疑论和实证主义的基石,头顶哲学和人类文化的大穹顶,梗着脖子对着镜中的自己高谈阔论;他既是“精灵”,又是“矮人”;上一秒坚信自己的数学直觉,下一秒就开始怀疑“这些假设的灵感有多少来自自己的心灵——在不受控制的地带里,某个可能已然疯癫或受伤的心灵?”
莱姆在倾泻自己想象力的同时告诉我们想象力是怎样无用,怎样把人层层裹挟,怎样在无意识之中同一化,又怎样善变狡猾:一会儿好像在现实的边界,一会儿又带来新的未知的恐惧。
“我们是观众,在欣赏一场智力的烟火表演,等烟花散去,我们空手而归。”
“霍格思教授”这样形容道那些研究员在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讨论会上的感受,我这样形容莱姆。
大部分时候莱姆对于人类非常悲观,他鄙弃我们“瘫痪般的想象力”,质疑我们“时代固有的恐惧”,谴责我们“听任技术进步的摆布”;但与此同时却可以感受到莱姆对于人类本身无以伦比的兴趣——
“我们应该先研究人——这才是正确的优先顺序。”
他的科幻之中所有的巧思和技术构想都是为了哲学性的批判和思考而服务。他谈论机器和宇宙,无一不是在谈论人本身,谈论他本身。
“Anne Murray: The Music of My Life”是宇宙来信,但人类只可能从其中读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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