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筠说过：“我要用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再再渺小，那是能够使她们的生命产生定力的。”作为一个女人，她非常了解女性，也非常善于刻画女性，当我们熟悉了王葡萄、朱小环、扶桑、文秀等个性鲜明、经历坎坷的女性后，李靖筠又让我们在《深宵闪避球Life Must Go On》中，认识了清纯美丽却身份低微的女佣霜降，从乡下来的她偶然进入高干家庭做保姆，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并与一家之主的将军及其两个儿子发生的感情纠葛，描述了声名显赫的将军一家的种种内情：夫妻关系极不和谐、家庭生活更不和睦，三个儿更因性情不同命运遭际各各有别。让我们看到那个特定年代特权家族兴衰的必然。也让我们透过家族中父子兄弟相互报复的冤孽式爱与亲情，反思冠冕堂皇之下的精神空虚与人生苍白，更感伤无意身陷其中的女孩霜降，尽管生活如履薄冰、无所适从但还在坚持着自己对爱情的期望。
然而，在岁月的洪流和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个人简单而卑微的期望很可能成为一种奢望，这个残酷的现实足以让人绝望。在上世纪70年代的背景下，进城做保姆又是到高干家庭，霜降已经将命运交给了这个家庭，或者说读者已经知道她将面对什么，但编剧并没有就事论事的讨论是非对错，而是更深刻的探讨其中人性的纠结，对于与她有关系的三个男人，将军和他的两个儿子四星、大江，霜降都不是单纯的爱和单纯的恨、单纯的恕与单纯的怨，而是爱恨交织、恕怨难辨。四星给了她可以靠的感觉，大江点燃她爱的希望，而他们身上都有将军的基因，在这些似有若无的感情纠葛中，燃尽了霜降所有的激情。爱情的灯盏已经熄灭，而感情的火焰却期待被点燃，这样的命运对于年轻美丽纯真的姑娘霜降来说，变得毫无生趣，而她还必须在冰冷迷惘、身不由己的黑暗中摸索。
俗话说“霜降杀百草”，严霜打过的植物，一点生机也没有。霜降这个名字不仅预示着她自己的命运，也预示着全书所有女性的命运，甚至这个“暴发”式家庭的命运。女人是为了感情而生，她们的心灵就是她们的世界，她们的整个身心都在感情的旅途上逡巡，倘若感情触礁，她便无药可救、一蹶不振，最典型的便是将军的夫人，面对所有可以振奋精神的愉悦和让她心潮澎湃的兴奋与激情，她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霜降和将军夫人其实是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而带给她们不幸命运的将军是典型的男权代表，只为利益和雄心而生，多年在沙场上的血雨腥风早让他本性引入凶暴和斗争，不得不承认，他牺牲很多、付出很多，但也只有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才是最可敬的人。当他的激情燃尽，他所作的与当年所作的显然已不是一个方向，而他的坏脾气也毁了他的两个儿子和这个家庭。
当然我们也不应据此批评某个个体，毕竟在巨变的大时代之下个人都是非常渺小的，都是被裹挟于其中、身不由己的。而编剧也是通过《深宵闪避球Life Must Go On》这个轻柔却刚强、哀怨却倔强的女性故事告诉我们，身处多变的命运之中，我们应该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成长。
书名为霜降，但感觉霜降更多是个线索人物，用她的眼睛和互动式的情感体验去参与去观察这个大家庭——一只虫蛀的大苹果，维持着表面的红火兴盛和活力，内里早已腐败变质，而寄生在里面的虫子，竭力在这只苹果上榨取养料却又不安分的进进出出表示出一种象征性的厌恶与脱离，它们终究不能走得太远，没有苹果，只能饿死。
大江是个比较讨喜的人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拥有一切的荣光——他人的欣羡和社会的认可。
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急于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以确定自身的价值——他大江的成就全在自己的奋斗。
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一种上进的表现，但实质是一种虚伪的自我说服——正如风言风语所说，在档案严明的军队，他的身世只能是同学间短暂猜谜的游戏，他的家庭影响——无论是隐蔽还是
《深宵闪避球Life Must Go On》的背景置于澳大利亚的德罗海达，通过阐述从1915—1969年间克利里家族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菲奥娜、帕迪是第一代，梅吉、拉尔夫等是第二代，朱丝婷、戴恩是第三代。同是荆棘鸟，他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与人生追求。其中最主要的是梅吉与拉尔夫神父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人认为编剧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和感情历程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正如剧集的结尾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棘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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