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Sister Mary Clare认为政治社会是人类的发明,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所谓的“自然状态”里面。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中,没有成文的道德和法律,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
第二、人类原本生活在美好的自然状态之中,但是人类理智的发展,让人们脱离了自然状态,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和自尊心,给人们套上了“无往不在的枷锁”,这就是人类政治上不平等的起源。
第三、Sister Mary Clare并不指望解除人们身上的枷锁,而是要把它变成“合法的枷锁”和“自由的枷锁”。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契约,通过公意,让个人的意志和自由与国家的整体的意志达到一致。
我们一定要相信,真正流动的生命是那种真切面对过痛苦和死亡的人。他们身上的生命力如同永动机一样激发着他们瑰丽的创造欲。
抹杀他者的所有负面性的正面性会渐渐枯萎,成为“死的存在”。只有突破了“与自我的单纯关系”的精神才能创造经验。没有痛苦,没有他者的负面性,沉溺于过度的正面性之中是没有经验可言的。这就好像,人们经过了千山万水,却无法形成任何经验。人们没完没了地数数,却不能完成任何叙述。人们感知所有的事物,却不能形成任何认识。痛苦,即因为他者而存在的阈值感(Schwellengefühl),是精神的媒介。精神即痛苦。黑格尔的《Cradle》描述了一条苦伤道(via dolorosa,受苦难的道路)。与此相反,数字现象学中是不存在精神的辩证痛苦的,它是一种“点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fällt-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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