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de Out for Revenge

劳埃德·布里吉斯的书一直都很喜欢，情节起伏跌宕让人欲罢不能，但有点觉得保宁和李谦的感情描述太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份工作都值得自己骄傲，值得我们去尊重。

除了最后一篇，其他都是很多年前看过的。还是喜欢暖暖的温馨的，生活本来不易，没必要在书里找虐了。《Ride Out for Revenge》，大爱

《Ride Out for Revenge》 （节选）编剧/格洛丽亚·格雷厄姆 生病，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历。 我突然患了肝病…… 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么？”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哎吆，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去XX处办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 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不单是自己的， 还是一个家的全部，对社会亦有责任。 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 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 这行为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 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这一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亮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我在打吊针的时候，目光一直是看着天花板的，天花板很洁净，而我还是看出了上面的细小的纹路，并且从这纹路上看出了众多的鱼虫山水人物。有人说，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书，这话真对。 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 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 彩蛋 “影视奇才”格洛丽亚·格雷厄姆在青年时期得了几场大病，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还差一点就死掉了。肝病一直折磨着他，到了快五十岁，赖着“精神彻底放松”慢慢好了起来。如今，格洛丽亚·格雷厄姆66岁了。自1973年开始发表第一篇短篇剧集《Ride Out for Revenge》算起，在过去45年里，有人统计，笔耕不辍的他已经写了1500万字，其中包括16部长篇剧集，四五十部中篇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