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流放者的实验
过去读剧集,常抱着体验生活的态度去读,希望从剧集的故事中读到编剧的经历。慢慢发现,很多剧集相比编剧的亲身经历,更多包含着编剧的思想实验,有编剧的世界观作为布景,有编剧的价值观引导事件曲折,有编剧关于自己关于他人“也许”“假如”的因果论断。《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正是这样一部现实纪录与心理实验杂糅的作品。
《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的纪录价值正体现在这个时代节点——2020年新冠的传播在几周内改变了全球每一个人的生活惯例。伴随疫情而来的各种消极情绪,莫名、恐慌、怀疑、愤怒、无奈、孤独……相继占据着人们的内心。而彼得·法尔克通过《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告诉人们,疫情总会这样到来,给人们措手不及的“教训”。于是我们知道,不光在地理上人们共同承受着不幸,甚至这种不幸也是跨越历史的。这多少可以成为不幸中的一丝慰藉,而我们也可以因为“历史上的不幸终会过去”而怀有些许“踏实的”期待。更积极的是,当我们理性地将现实与《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作为比较,可以观察到的进步包括而不限于:政府防疫措施更有力度、更具信服力;透明化的信息、提升的教育程度使政府与人、人与人更加互相理解(或尽可能地互相理解);物资的调配提速,疫情稳定后基本没有过必需品短缺的恐慌;疫苗研发已成为可能,控制疫情已不再是依赖感染源自然衰弱;便利的互联网通信已极大缓解了亲人间的“关山阻隔”……诸如此类,可以看到许多文明、科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力量,于是,《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的纪录价值带来了跨时代的疗愈安慰。
而《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的心理实验却是残酷且沉重的,它影射的是一场关于“荒诞”中的流放者的实验。令人担忧,倘若是没有疫情的时日,这个沉重的实验本身将使大部分的读者望而却步;但从另一角度,这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却步”是在理的;甚至可以蛮横地下定论,不读《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是正义:“为何要去打扰一个幸福的美梦”。笼统地讲,了解《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心理实验的主要“增益”,来自于加深对“荒诞”的理解,《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每一个角色讲述了一种面对“荒诞”的选择与可能;但我赞同塔鲁所说,“荒诞”即是“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它折磨、杀人且会传染,“一个正直的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患者所应该做的,便是凭意志不要将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传播给另一个人”。于是,《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心理实验的追溯者应是限定性的:深入地理解“荒诞”只有一种益处,那是对于已经意识到自己闯入“荒诞”泥潭的人,他们需要进行一些“医者自医”式的努力,并时常带一点自嘲的笑。关于实验中的多种选择,我尊敬帕纳鲁神父,同情塔鲁和格朗,由衷地敬佩里厄,因里厄的经历心痛——里厄看似“心无旁骛”地以职责为中心,只是纪录式文体的保护色。
为了“医者自医”, 职责化身的“里厄”也许是“荒诞携带者”唯一可行的选择(除非可以拥有爱情?),读陀《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反复的荒诞看得更轻些,将职责看得更重些,既然可以承认科技文明的进步,就把希望寄托给共同的未来吧。
自《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后就开始迷上了经济史,我是按着时间顺序来看的,先是《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接着就是这《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然后我还要继续看《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和《Columbo: Murder Under Glass》,只恨自己不够专心,一本剧看半年时间,看到后面前面写的啥都忘了,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历史课本所没有的知识,但还是感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以后的观看中,特别是近代四十年的经济史著作中,要好好做笔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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